老王勇于直面真相
老王勇于直面真相
“疫情是魔鬼
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
2003年老王临危受命出任市长
他不需要秘书团队准备稿子
张嘴就是数据
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调动资源
进行深度思考
他活在当下精气神具足
老王总是直面真实的困境
每个当下
他都欢迎最猛烈的挑战
更不会抹掉真实的声音
他每个当下逼迫自己
与最尴尬的真实共舞
他知道
他必须当下拿出解决办法
30年前世行专家与建行行长对话
我记得会谈前
世行专家做足了挑战的准备
可是会谈时专家深深被震撼了
只见老王身体前倾
桌子很小距离近
两眼直盯着对方的双眼
一个直接问题提出，回应
反回应又是一个深度问题
几个专家手忙脚乱
他们领会了什么是直觉判断力 那双敏锐的眼直落根本
老王跟王志的面对面很精彩
人们只说记者敢问问题
殊不知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都是老王自己提出来的
在跟对方眼神意见碰撞中
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境
老王，回来吧！
武汉疫情攻坚战需要好市长
人民需要这样有担当的领导
那个市长回应隐瞒真相疫情时
竟然推脱依法行事没有授权
老王听了会一耳光过去：
谁让你隐瞒真相？
谁让你无视人民生命遭殃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
相信在老王的治理下
那8个“造谣者”不会被禁声
相反会成为老王的资粮
他会顺藤摸瓜拿出真相
因为他知道
“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根柢
当你失去了真
失去了对人民生命的爱
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王育琨手记
2020.1.29
参考阅读：
17年前的这个视频，现在看一遍令人感慨万千。记者敢问，问的都是刁钻的问题。领导敢说，没有官腔套话，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王志那样的记者，准确说是没有了让记者敢问的舆论环境。当然，领导们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
“非典”中采访王岐山市长
王志
作者：王志
来源：人民网
尽管已经过去将近三年的时间，2003年4月30日对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的采访，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次最难忘的采访经历。有些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采访仅仅意味着采访，是为了获取新闻信息而进行的职业行为，但在我看来，一次成功的采访不仅仅停留在采访的层面，还可以上升到记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交流。
记者的职责是搜集并传递信息，新闻学给“信息”一词所下的定义就是“负熵”，“熵”代表不确定性，“负熵”则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确定性的增加。因此，记者的职责是通过采访获取信息，以消除人们对外界的不确定感。
在“非典”那个特殊时期，人们更加希望通过新闻报道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消除对外部环境认知的不确定性和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内心恐惧感，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做到了这一点，相反，在“非典”危及到公共安全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从新闻报道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那些没有及时反映外部环境变动的无价值“信息”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如何在采访中获得有效的信息并及时地传递给受众，这是记者在采访之前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采访王岐山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编导为这次采访搜集的相关资料，从资料中我能了解到王岐山成为北京市代市长之前的相关经历，但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来准备采访，采访必然会失败，试想有哪一个受众会对王岐山之前的经历感兴趣呢，他们更关心的是，作为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和他现在能为北京市民做些什么？
我是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北京市民，只不过我的职业让我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代表北京市民向市长提问的机会，一次获取信息的机会。但是记者的职业还要求我，必须从众多市民关注的问题中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在采访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那个时候，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北京是不是足够安全，作为代市长，王岐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整个采访的主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轴展开的。
采访中我问到了北京市“非典”患者的人数变化（如：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问到了北京市医疗救助资源是否充足（如：医疗条件本身，有一个估计让我们非常地不乐观，他们觉得北京现有的医疗条件，能够接受感染病人的底限就是六千人？），问到了北京市内关于“非典”的谣言（如：我收到很多手机信说，政府要在北京的上空撒药，所以请你们把窗关起来？），问到了王岐山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非典”（如：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问到了如何处理防治“非典”与日常工作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北京是否足够安全”这个主轴所展开的。
这些问题是我提出来的，但并不完全是由我所想出来的，在采访前不到24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里，我跟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朋友进行联系，我说，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跟北京市长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各不相同，做生意的朋友关心政府是否会对他们蒙受的“非典”损失进行补助；而身边有“非典”患者的朋友关心政府将怎样对患者进行医疗救助，费用怎么算；还有我曾经采访过的刘姝威，她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被隔离了两栋楼，她关心什么时候能够解除隔离……实际上，我是让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来帮我“想”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正是他们的疑惑吗？不正是他们想要消除的“不确定性”吗？他们需要市长来为他们解疑答惑。而我作为一名记者，将市民的疑问传递给了王岐山，他的回答又从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人们的疑问。通过这次采访，我更加意识到：“只有职业的采访者，没有职业的被采访者”，记者的提问具有目的性、针对性，被采访者的回答才能切中要害，言之有物。
采访与交流的最大区别在于采访是记者的职业行为，而交流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受到新闻报道追求时效性的制约，为了尽早地将信息传递给受众，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往往很难有时间，也没有这种心情来与被采访者进行情感层面的沟通，因此采访仅仅停留在获取信息的采访层面，而没有进入情感沟通的交流层面。
但在采访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交流的可能，在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已经将采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新闻采访，目的是搜集信息以解释新闻中的一个观点、事件和形势；另一种是人物小传，重点在于个人，采访活动经常用于证实对人物的描写。在不同类型的采访中，记者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相同，前者是News reporter，新闻报道者；后者是Interviewer，人物专访者；“面对面”的采访属于后一种类型，记者采访的落点在于人，而且关键是人的社会属性。
人既具有专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在社会大分工的背景下，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人的专业属性，像记者、医生、官员、教师等，并以此作为识别一个人身份的标志。记者不应否认专业属性的存在，在“非典”时期，我采访的就有医生、护士、政府官员、“非典”患者等具有不同专业属性的人物，记者要了解这些人物相关的专业属性，才能在采访的过程中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比如，面对钟南山，我会问他如何治疗“非典”患者，面对王岐山，我会问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防治“非典”；我不会向钟南山提出有关政府管理的问题；也不会向王岐山提出关于医学治疗的问题；但是记者又不能仅仅只看到人的专业属性，而是要牢牢地抓住人的社会属性，在采访的过程中，专业属性只是手段、过程，社会属性才是最终的目的、结果。
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说，钟南山和王岐山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人，而且是普通人，在“非典”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同样面临着困难，而且努力地在寻求着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有焦虑、担心，也会有直面生死的恐惧、勇气，这些都是人性在不同层面的展现，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才会显现出最鲜明的个性。现在提到钟南山，人们会记住他说的，“你在本岗位上能做到最好，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人们会意识到钟南山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敢于讲实话、有宗旨、有人格魅力的人；而提到王岐山，人们会记住他说的“军中无戏言”，人们会认为王岐山不仅是一个市长，而且是一个言出必行、有能力、十分自信的人。
记者要在采访中挖掘出被采访者的社会属性，进而挖掘出他最鲜明的个性，这既需要记者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积累，也需要记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采访王岐山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编导搜集的资料，这其中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媒体曾经称王岐山为“救火队长”，这说明他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强，善于解决棘手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外号。
我采访王岐山之前的一个小时，他出现在北京市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作为新闻发言人，他对于媒体提出的问题毫不回避，其中有一个细节，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尖锐的提问时，王岐山不仅没有环顾左右而言他，还这样评价提问者说：“不愧为纽约时报，问题就是尖锐。”这让我觉得王岐山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物，因此，当他从新闻发布会现场直接走进我的采访现场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正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结束语，“发布会记者问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你最害怕的问题，你最害怕问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提问激起了王岐山谈话的兴趣，采访开始了。
而在采访中我所提的各种问题，如前文所述是围绕“北京是否足够安全”这个主轴展开的，实际上支撑这个主轴的是关于“生与死”的一对永恒矛盾，面对这对矛盾，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王岐山的选择是迎难而上，诚恳务实。因此采访中，他一直都回避一个问题，“非典”何时能得到遏制？因为他不做有风险性的预测，尽管人们没有从他那里获得确切的答复，但从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人们已经重新获得了战胜“非典”的信心。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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